缅怀先辈事迹 牢记两个务必

　　缅怀先辈事迹 牢记两个务必

　　深泽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侯忠义

　　1949年3月23日，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。临行之前，毛泽东多次以李自成进京后腐败的历史史实，谆谆告诫全党，要时刻保持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，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。对于我党能不能经受住这次历史的考验，考验能否及格，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“进京赶考”。

　　我在革命老区深泽县任职，在“重走赶考路”教育活动开展之际，深深感动于当地革命先辈的动人事迹。在深切缅怀之余，希望能同大家一起“照镜子，正衣冠”，时刻牢记“两个务必”，常怀“赶考”之心，常念“赶考”之诲，常走“赶考”之路，常育为人之德，常履为官之责，常除非份之念，坚定理想信念，不辱伟大使命。

　　从深泽县的历史来看，我们党创建的一切事业，都是从无到有，白手起家。在白色恐怖时期，党处于非执政地位，要搞活动，经费从哪里来？共产党员宋振恒用家中供他上学的现大洋开书店，一分一厘地挣钱为党积攒经费。共产党员何福林挑着担子跑交通，一天往返百余里，花的是爱人昼夜纺线挣来的钱。他曾几次没钱吃饭，就到地里吃高粱叶、喝凉水充饥。抗战时期，虽然党建立了抗日政权，可是敌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，条件依然非常艰苦。交通员送信件，下雨天不用说雨衣雨伞，就连一块雨布也没有，可是淋坏文件怎么办？他们用猪血、白灰做成油布，晒干后当成雨布，包住文件。人任凭暴雨去浇淋，文件不能淋怀。送信路程几十里、几百里，全靠交通员的两条腿去跑，而且还要绕据点，越壕沟，摸着黑走路。1942年“五一扫荡”过后，我们的干部白天钻地洞，晚上搞斗争，过着终年不见天日的生活，身上长满疮疖，夏天淋雨冬天顶雪，艰苦战斗，谁肯停歇！解放后，不少干部进了城，但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没变。抗战期间的宣传部长李亢之，解放后任天津市委书记，成为高级领导干部，但他对子女严格要求，一件衣裳哥哥穿了弟弟穿，一穿就是十几年。三年困难时期，他的聋哑儿子在北京上学，写信向父母要几斤粮票。王亢之对爱人说：“粮票我们有，但一斤也不给。要是给了他，不但他自己，就是同学们也会觉得高干子弟特殊。”于是，他写了一封长信对儿子进行艰苦朴素教育。他还给学校的老师写信，诚恳地要求老师对儿子多加管教，决不能搞特殊。

　　现在我们有些同志，因汽车、因经费、因办公条件，讲怪话，发牢骚，甚至因为住了阴面楼也闹情绪。同志呀，当你实在想不通的时候，还是先想想革命先辈们斗敌创业的艰苦吧。

　　密切联系群众，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。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群众如水，军政如鱼，鱼水相济，军民与共，是当年革命取得步步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尤其在抗战时期，军民鱼水关系表现得格外明显。“五一扫荡”后环境更加残酷，农村根据地变成了敌占区，敌人搞铁壁合围，我们的部队、干部哪里去藏身？他们像游鱼一样钻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去了。每个干部都有自己的堡垒户，每个堡垒户都挖有地洞，群众把干部看成比亲人还要亲的人，宁愿舍去亲骨肉，宁愿牺牲自己，也要保护干部的安全。段庄村有个妇女叫田玉春，家中挖了五个地洞，一次就把12名伤病员安置在家中。整个抗战期间，经她护理的伤病员多达200余人。至今幸存下来的老干部，与当年的堡垒户一直保持着亲人关系。值得一问的是，群众为什么要舍身忘死地救护干部呢？因为那时我们的干部确实是一切为群众着想，干部首先把群众看成了亲人，才结成了同呼吸、共命运的一家人。那时候，如果说干部比群众有什么特殊的话，那就是比群众牺牲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这样的干部，群众怎能不爱护！解放以后，那些当年的干部，官做大了，地位高了，但他们视群众为亲人的传统没有变。当年的县委书记张庆春当了地委书记，但他下乡时仍然帮助群众推碾子。当年的区长李景春当了涿县县长，见群众拉车送粪，赶忙去装车。群众问他：“谁是李县长？”他还支支吾吾不愿承认。群众把“县长装车”、“面对李县长，打听李县长”的故事传为佳话。当年的县委书记焦玉珊，成为高级干部后在保定离休，他经常帮助沿街的小商小贩排忧解难，那些小摊小贩都和他成了知心朋友。

　　然而，现在有的干部不注意群众关系了，搞特殊，闹歪风，行贿受贿，贪占便宜，损公肥私，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喂饱了自己，败坏了党的形象，丢掉了革命先辈清正廉洁、秉公办事的好作风，把“鱼水之情”变成了“油水不入”，这是相当危险的。“燕出群则孤”，“鱼离水则亡”，这是千古颠扑不灭的真理。还是奉劝这些同志，赶紧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以革命先辈为榜样，赶紧回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来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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